徽文化

二文錢引發的徽州鹽商衰落

    稱雄明清數百年的徽州鹽商已經和他們所處的朝代一樣凝固成了歷史 ,要重溫那過往的輝煌 ,只能從字裏行間去尋覓 。

    歷史是由一個個偶然的事件構成的 ,但是歷史卻又一再詮釋着必然 。下面要講述的就是徽商曆史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事件 ,但就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小事件 ,卻蘊含着徽商那固若金湯的千秋基業崩潰的必然 。

    兩文錢引起的軒然大波
    嘉慶十一年(1806年)初發生了一件牽涉到兩淮沿岸四省的“浮價病民案” 。這一案件的起因是江蘇無錫、金匱兩縣的汪丙太鹽店將鹽價降低二文/斤引起的 。

    事發這一年 ,江蘇省私鹽氾濫 ,使得官鹽滯銷 。專營無錫、金匱兩縣的徽州鹽商汪丙太旗號鹽店想將官鹽由每斤30文降爲28文出售 。汪丙太鹽店原想暫時減價 ,居民見官鹽和私鹽價值相差不是很懸殊 ,就不必冒風險去購買私鹽 ,私鹽滯銷 ,私鹽販子們就會裹足不前 。當官鹽暢銷後 ,再恢復原價銷售 。

    由於是暫時的權宜之計 ,估計官家不會禁止 ,所以汪丙太只是請錫、金二縣出告示 ,並沒有稟報鹽運使 。但沒想到兩淮鹽運使張映璣卻出告示阻止這兩縣的減價行動 。這麼一鬆一緊 ,引起錫、金兩縣老百姓的不願意 ,於是由一個捐納了九品銜的張江梅作爲原告 ,以“鹽商汪丙太等浮價病民、鹽運使張映璣庇商不準覈減(鹽價)”罪名將鹽商和鹽運使上告 。這區區的二文錢鹽價使所有的兩淮鹽商都受到罰銀的處罰 ,涉及本案發生地的兩個縣令、鹽運使張映璣、鹽政延豐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 ,更令人稱奇的是此案的原告張江梅更是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處罰 ,此案的審判官那延成最終的下場也不太好 。唯一的贏家是嘉慶皇帝 ,收到了罰繳銀一百萬兩 。

    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鹽商 ,他們明明是想降價銷售 ,最後卻因莫須有的“浮價病民”被嘉慶皇帝罰了個傾家蕩產 。嘉慶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罰 ,其真實的目的是爲了殺一儆百 ,杜絕鹽商們降價銷售的可能 。

    此案過後 ,鹽的價格依然是不斷上漲 ,百姓爲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來越重的盤剝 。而經過此次打擊的徽州鹽商 ,再也不敢爲鹽價出頭了 ,徽州鹽商在鹽業經營上徹底失去了定價權 ,而淪爲了滿清統治者搜刮天下財富的工具 。

    “浮價病民案”的背後
    這起案件明白地顯現了徽州鹽商富可敵國的表面下 ,隱藏的是依附強權、任人擺佈的屈辱 。徽商經營以鹽業爲重 。鹽這種商品 ,本身並不具備多大的價值 ,看看中國那漫長的海岸線就知道 ,有海的地方 ,就能開闢鹽場曬鹽 。

    但是鹽又是一種人離不開的特殊商品 。因而 ,它就自然而然成了生產力低下的封建社會最好的稅賦載體 ,於是從漢朝開始 ,鹽就一直由官府特許經營 。以鹽業爲重的徽商在一開始走的就不是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 ,而是扮演着依附於官僚系統的 ,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 。

    依附於官僚體系的徽州鹽商經營鹽業 ,獲利空間豐厚 。鹽業經營都是世襲壟斷的 ,也就是鹽業的特許經營權可以父傳子 ,子傳孫 ,在獲利豐厚的前提下 ,隨着人口的增加 ,食鹽消費量的增長 ,徽州鹽商家族財富積累之快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像鮑志道、江春這些鹽業總商 ,家族財富換算成現代貨幣要以億爲單位計數 ,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 ,用“富可敵國”來形容他們的富有是一點都不爲過的 。

    徽州鹽商又通過和滿清政府千絲萬縷的聯繫 ,甚至能獲得國庫的信貸作爲啓動資本 ,幾乎可以做到一本萬利 ,甚至無本萬利 。當時徽州鹽商的大本營揚州 ,只能用窮奢極欲來形容 ,那些富商巨賈們最大的煩惱 ,就是怎樣把如潮似浪一樣涌來的銀子花掉 。

    徽州鹽商們卻不知道 ,他們的窮奢極欲已然是“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爲了維持住地位和財富 ,徽州鹽商們於鹽業經營之外的頭等大事 ,就是打點自己身後的靠山 ,也就是滿清統治者 。儘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輸捐納貢的力度 ,仍然不能讓滿清統治者滿足 。

    隨着滿清特權階層的人數呈幾何級數增長 ,遠遠快過了鹽商財富積累的速度 ,旗人對鹽商們的敲詐勒索越來越厲害 。

    嘉慶年間 ,以徽州鹽商居主導地位的兩淮鹽場 ,苛捐雜稅達到92種之多 。據嘉慶《兩淮鹽法志》統計 ,從康熙十年到嘉慶九年的100多年中 ,兩淮鹽商前後所捐輸的財物共有:白銀3930餘萬兩 ,米2萬餘石 ,谷33萬石 。商人每次捐輸 ,多則數百萬兩 ,少則數十萬兩 ,其餘尋常捐輸則難以枚舉 。

    兩淮鹽商中 ,徽州鹽商佔據優勢 ,因此 ,捐輸的負擔大多落在了徽商頭上 。曾任兩淮總商之一的歙縣大鹽商江春 ,每遇捐輸 ,“百萬之費 ,指顧立辦” ,最終還是落了個破產的結局 。

    嘉慶九年 ,由於鎮壓白蓮教起義 ,財政發生困難 ,清政府爲了應付此種局面 ,開始瘋狂地上漲鹽價 ,這無吝於殺雞取卵、飲鴆止渴 。鹽價越高 ,鹽的銷量便越少 ,稅源就越枯竭 。因爲官鹽的價格越高 ,走私鹽的利潤就越大 ,私鹽販子就越多 ,人們購買官鹽的數量就越少 。

    爲了轉嫁稅源枯竭造成的財政困難 ,清政府規定 ,鹽商在拿到鹽的銷售許可之前 ,必須先行繳納相應稅賦 。在鹽業利潤大、銷售速度快的背景下 ,對於徽州鹽商來說並不是一個問題 。但在鹽業利潤被苛稅重賦和名目繁多的敲詐勒索攤得很薄 ,且私鹽氾濫的情況下 ,就成了要命的問題 。

    比如長蘆鹽場 ,行鹽區域在黃泛區 ,今天的皖魯豫交界之處 ,歷史上就是四戰之地 ,黃河又經常改道 ,自然災害嚴重 ,民風彪悍 。此處私鹽最爲猖獗 ,私鹽販子有強大的武裝 ,組織嚴密 ,甚至敢於和官府正面對抗 ,面對這種武裝私鹽 ,鹽商們別說獲取利潤 ,就是連保本也幾乎是不可能 。

    往往是今年好不容易賣出去的鹽往往是五、六年前積壓下來的 ,可是五、六年前的本錢還沒完全收回 ,新鹽又壓下來了 ,隨新鹽而來的 ,是更加沉重的稅賦 。鹽業經營的進入是壟斷的 ,相應的退出也是壟斷的 。

    這意味着 ,世襲而來的特權變成義務的時候 ,即使賠本 ,也只能硬着頭皮賠 ,不然就是犯上欺君 。在這樣走投無路的境遇下 ,很多徽州鹽商紛紛想盡辦法 ,以生病 ,回家盡孝爲託辭逃避 ,更有甚者 ,竟然選擇了一逃了之 ,一夜之間 ,人去樓空 ,不知所蹤 。

    面對這種局面 ,精明練達的徽州鹽商認準了只有降價纔是挽救鹽業的唯一出路 ,但是甫一嘗試 ,便遭巨大打擊 。滿清政府的權威是不容置疑的 ,降低鹽價在滿清政府看來 ,就是對皇權的挑釁 ,而這比什麼都更加不能容忍 。

    徽州鹽商終於走到了窮途末路:鹽價越高 ,銷量越少 ,稅源越枯竭 ,清政府爲了保證稅收 ,只能進一步提高鹽價 ,於是 ,又開始新一輪的惡性循 。

    在此種環境下 ,徽州鹽商的最好下場 ,就是能夠從鹽業經營中全身而退 。譬如棠樾鮑氏家族的鮑啓運 ,在承接哥哥鮑志道的總商地位之後 ,被僉派辦理淮北鹽運 ,當時淮北官鹽“疲滯已久” ,滯銷則無從言利 ,而課稅照舊很高 ,致使不少鹽竈已關閉歇業 。

    爲了應付官府的課稅 ,少數倖存的鹽場只得高價賣鹽 ,這對從事鹽運的鹽商來說 ,當然無利可圖 ,而且運鹽途中 ,如遇風險沉船 ,損失均由鹽商自認 。鮑啓運深諳此道 ,哪能睜眼做虧本的買賣 ?

    因此“稱病告退” ,寧肯背上“抗僉誤課”的大罪 ,也不能將家業敗落在自己的手上 ,所幸的是 ,他得到了嘉慶皇帝的特赦 , “抗僉誤課”的大罪 ,僅以罰五萬兩銀子了事 。

   收回了資本的鮑啓遠 ,從此再無經商業鹽的念頭 ,回到祖居地 ,廣購良田 ,大興土木 ,今天我們看到的棠樾牌坊羣 ,就是在他的手上建造修葺的 。這一宏大的建築羣 ,證明着徽州鹽商曾經的輝煌 ,也蘊含着徽州鹽商必然衰落的無奈宿命 。歷史告訴我們 ,只有獨立之人格 ,纔有獨立之商人 ,纔有強盛之時代 。